余男被这话问住了。
她想了想,有点犹豫地说:“现在还没到价格跌的程度,只是粮站收不下……应该还不算吧?”
苏蓝侧头看她一眼,目光温和却有力,让余男下意识坐直了身子。
“谷贱伤农,不只是说价格跌了才叫伤农。”
苏蓝的语气不紧不慢,像在剥一根老玉米,“粮食多了,没地方去,堆在家里发霉,那也是伤农。老百姓辛辛苦苦干一年,看着粮囤冒尖,却换不回一分钱,这比歉收还磨人。”
她顿了顿,声音放平了些:“歉收是天灾,大伙认了。增产了却换不来钱,那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地还是那片地,人心就散了。”
余男坐在那儿,手里的本子还摊在膝盖上,笔尖抵在纸面上,半天没动。
她原以为今年增产是胜利,粮站满了说明成绩亮眼。
现在县长这么一说,她才意识到,成绩再好,如果闭环没接上,反倒可能伤及根本。
“眼睛不能只盯着今年的收成。”
苏蓝望着窗外掠过的田野,缓缓开口:“得站在高处往下看,今年只是刚开始,等全县彻底铺开包产到户,往后产量只会一年比一年高。”
“现在靠着供销社挤一点议价额度,勉强能消化一小部分余粮,只能解今年的燃眉之急。可明年、后年呢?供销社的仓储、资金、渠道都是死数,根本扛不住逐年暴涨的余粮。”
“老百姓刚鼓起干劲好好种地,我们就得提前把路子铺好。不能让他们满心欢喜盼丰收,最后落得个丰收犯愁。”
余男把笔握紧,低头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
苏蓝侧头瞥了一眼,看见她写的是:“决策者要纵观全局,不能只看眼前。”
她没有说什么,把目光收了回来。
回到县委大院,苏蓝下车的时候脚步没停,嘴里吩咐着:
“余男,有件事你来牵头抓总。把安平全县各公社的底子再摸一遍。光靠统计局现成的年报不行,那些数字只能看个大概。咱们现在要的是一本细账。安平今年到底能拿出什么来、能拿多少,我们自己心里都没底,怎么跟人家谈?”
余男手里拿着本子,边走边记。
进到苏蓝的办公室,苏蓝坐下来,一条一条把安排说得更明白:
“你通知农业局、粮食局、供销社开个碰头会,把任务分到各个公社。
统计局拿出往年各公社小麦、红薯、大豆、花生的种植底数;
农业局安排农技人员下乡,核实今年的实际收成;
粮食局报一下今年公粮入库的数据;
供销社整理好往年杂粮、油料的收购记录。
最后还要靠公社干部下到村里摸底,摸清农户手上的余粮、红薯、黄豆、花生还有生猪家禽的数量,按公社登记造册。哪家手里有富余,大概能出多少,咱们心里必须有底。”
余男低头飞快地记完,抬头追问一句:“县长,您是打算走杂粮和畜禽这条路子?”
“小麦是统购物资,管得死死的,没法随便动。”
苏蓝睁开眼,“但黄豆、花生这些二类农副产品,管控松得多。统购任务完成之后,集体或农户手里剩余的部分,供销社可以收购,也可以对外调拨。市里大工厂那些副食、食堂、糕点房,需求量都不小。”
“我明白了。”余男把本子合上。
“不急着走,”苏蓝摆了摆手,“明天一早,我打算回一趟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