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上,出租车在市区堵了一阵。到处都是放烟花的人群,马路边围了一圈又一圈的大人和小孩,仰着脖子看天。
我靠在后座上,把渡鸦给的那枚信标徽章翻来覆去地看。
小小的金属盾牌。冰凉,沉甸甸。
回去给妈妈的时候怎么说?说是装饰品,她不会信。说是护身符,又太矫情。
直接告诉妈妈吧。她有权知道。
手机响了。
妈妈的微信。
“到哪了?”
“快了,堵车,大概还有十五分钟。”
“你爸做了一桌子菜,都等你呢。”
“别等我,你们先吃。”
“你爸不让。说一家人必须凑齐了才能动筷。”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好几秒。
一家人必须凑齐了才能动筷。
这是李国身上为数不多的、让我觉得他还不算彻底混蛋的地方,他对“家”这个概念有一种近乎执拗的仪式感。
他可能算不上一个好丈夫,但他始终觉得一家人在一起是最要紧的事。
讽刺的是,他不知道这个“家”里有一些东西已经彻底变了。
十点零八分,出租车在小区门口停下。我付了钱,快步往楼上走。
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热气和饭菜的香味一起扑过来。
客厅的灯全开着,餐桌上摆了满满一桌子菜:红烧鲈鱼、糖醋排骨、清炒虾仁、干锅花菜、蒜蓉粉丝扇贝、一碗炖了很久的鸡汤,还有一大盘水饺。
摆盘没有饭店那么精致,可量足、色泽好看,看得出爸爸是认认真真做的。
爸爸坐在主位上,面前的茶杯已经续了好几次了。妈妈坐在他右手边,姐姐在对面。三个人看到我进门,都转过头来。
“哟,终于回来了。”爸爸站起来,“再不回来菜都凉了。”
“对不起对不起,堵车。”我换了拖鞋快步走到餐桌边。
路过妈妈身旁的时候,我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动作。
没有碰她,没有多看她一眼。
可在我拉开椅子坐下的那个瞬间,我的视线和妈妈的视线在空中精准地交汇了一下。
那一下很快。
但足够了。
我用眼神告诉妈妈:搞定了。不用担心。
妈妈的睫毛轻轻颤了一下。那是她接收信息的方式,不用点头,不用眨眼,只是睫毛一次几乎不可见的震颤。然后她垂下眼睛,拿起筷子。
“行了行了,人齐了,开饭!”爸爸兴冲冲地拿起酒杯。他给自己倒了白酒,给妈妈和姐姐倒了红酒,给我倒了橙汁。
“爸,我也能喝点白的。”我说。
“不行,你还小。”
“我都十七了,过完年就十八。”
“十八了也是我儿子,在我这儿你还小。”他一锤定音,然后举杯,“来,一家四口,新年快乐!”
四个杯子在桌子上方碰在一起,发出几声清脆的响。
“新年快乐。”四个人的声音交叠在一起。
妈妈的声音夹在中间,不高不低,像一根柔软的线穿过了热闹的缝隙。
年夜饭吃得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