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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3章县长钱大进(第1页)

第433章县长钱大进

信访积案攻坚方案报上去的第三天,陆浩明接到了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电话是老周打来的,语气跟往常一样公事公办,但末了加了一句:“钱县长让你下午三点到他办公室,带上信访和安全生产的材料。”陆浩明问是哪个钱县长——县政府有常务副县长张同,还有几个分管不同领域的副县长——老周顿了一下,说:“钱大进县长。”

陆浩明放下电话的时候,手指在话筒上停了两秒钟。钱大进已经从县委书记的位子上调走了,这事他知道。去年年底市里调整干部,钱大进平调到了隔壁的临江县,还是县长。但人走了,余威还在,平川这边好多干部提起“钱书记”三个字还是会不自觉地压低声音,像是怕隔墙有耳。现在钱大进以临江县县长的身份打电话过来,约他过去“谈谈”,这本身就不太寻常。

他看了一眼桌上的日历。三月十七号,省道改线已经全面开工,水库加固的施工队也进了场,一中迁建的教学楼地基昨天刚通过了验收。三个项目的进度都在按计划推进,招标、资金拨付、施工监理,每一道程序都经得起查。钱大进挑这个时候找他,会是什么事?

他把信访台账和安监档案装进公文包,又往包里塞了一份省道改线的进度报告。想了想,把那份关于青石沟下游三家采石场的调查报告也放了进去。这份报告是他花了两个星期亲自带队摸底的成果——每一家采石场的违规记录、每一次联合执法的文书复印件、每一笔罚款的缴纳情况,都整理得清清楚楚。报告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字,就是钱大进的小舅子孙建军。

下午两点半,他坐上老秦借给他的那辆破北京吉普,往临江县方向开。临江跟平川是邻县,中间隔着一条清江的支流,走省道大概四十分钟车程。这条路他走过很多次——当年在平川镇当镇长的时候,去临江招商、学习土地流转经验,来来回回跑了不少趟。但那时他是去学习的,今天不一样。

车到临江县城的时候还差十分钟三点。临江比平川富一些,街道两边的楼房高了两三层,商铺的门头也鲜亮些。县政府大楼是一栋新盖的十层建筑,外墙贴着米白色的瓷砖,门口有个喷泉,水柱子被春风吹得歪歪斜斜的。陆浩明在门卫那里登记了身份证,门卫打了个电话确认,然后放行。

钱大进的办公室在六楼东头。陆浩明上楼的时候注意到走廊里很安静,地板是新的,墙上的涂料也是新的,空气里还残留着一丝装修后的油漆味。钱大进调过来不过几个月,这间办公室大概也是新装修的。

他敲了敲门。

“进来。”门里传来的声音跟以前一样——沉稳、厚实,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底气。

推门进去,钱大进正坐在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办公室比他在平川时的那间还要大,靠墙是一整排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精装书和文件盒。窗台上摆着一盆君子兰,跟罗长海办公室那盆有些像,但品种更名贵,叶子更肥厚。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宁静致远”,落款是省里一位已经退休的老领导。

钱大进本人跟几个月前相比没什么变化。头发还是染得乌黑,梳得一丝不苟,白衬衫的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外面套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开衫。脸上还是那种标准的、不咸不淡的笑容,嘴角的弧度像是用量角器量过的,不多不少,刚好卡在“亲切”和“威严”之间。

“浩明来了,坐。”钱大进没有站起来,只是朝对面的椅子指了指。这个动作让陆浩明想起了几年前——那时候钱大进还是平川县长,他还是县委办副主任,每次被叫去谈话,钱大进都是这个手势,都是这个语气。几年过去了,两个人之间的职务关系变了,但这个手势没变。陆浩明在椅子上坐下来,公文包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

钱大进没有急着谈正事。他从桌上的茶盘里拿出一只紫砂杯,亲自给陆浩明倒了杯茶。茶水是刚泡的,汤色金黄,香气扑鼻,比平川县委招待所用的茶叶好了不止一个档次。

“这是今年新出的明前茶,临江本地茶场产的,你尝尝。”钱大进把茶杯推过来,自己端起另一杯,抿了一口,然后靠在椅背上,用一种拉家常的语气说,“怎么样?这段时间在平川还顺心吧?听说你前段时间干得风生水起,全市典型发言,省报头版头条,周市长都点名表扬了。”

“都是县里一起干出来的,我个人没什么。”陆浩明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确实是好茶,但他没心思品。

“谦虚了。”钱大进笑着摆了摆手,笑容加深了几分,但笑意依然没有到达眼底,“你在平川这几年,从农机站到发改局,一步一个脚印,我都看在眼里。说实话,当年赵国栋同志把你从平川镇调到县委办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疑虑的——年轻人嘛,冲劲有余,稳重不足。但后来的事情证明赵国栋同志没有看错人。泥石流那次你擅自转移群众,虽然程序上有瑕疵,但结果是好的。小官巨贪案你顶住了压力,我虽然当时批评过你‘越权办案’,但回头想想,年轻人有这股子劲头也难得。”

陆浩明端着茶杯,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这些话只是铺垫。钱大进这个人说话有个习惯——他想跟你谈正事之前,一定会先绕一个大圈子,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客套话。这些话听起来是表扬,实际上是试探,是观察你的反应,是判断你现在的状态。如果你被这些好话哄得飘飘然了,放松了警惕,那接下来他要说的话就会让你措手不及。

“钱县长过奖了。当年年轻不懂事,做事确实有些莽撞,给您添了不少麻烦。”陆浩明顺着话往下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

钱大进的笑容微微顿了一下。陆浩明这句话说得很巧妙——他承认了“莽撞”,但既不认错也不道歉,只是用“给您添了麻烦”这种客气的措辞把话头挡了回去。这不是低头,这是把球踢回给了对方。

“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不过该讲规矩的时候还是得讲规矩。”钱大进收起笑容,把茶杯放回桌上,十指交叉放在小腹前,这是他要切入正题的招牌动作,“今天叫你过来,不是为了叙旧。有两件事。”

陆浩明把公文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端正了坐姿。

“第一件事。”钱大进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过来,“省发改委最近要征集一批新的中央投资项目,重点方向是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和县城城镇化补短板。临江县也准备申报几个项目,但我看了下面的材料,说实话,跟你们平川上次报的那些比,差距不小。”

陆浩明接过文件翻了翻。是临江县发改局起草的项目申报初稿,厚厚一沓,装订得整整齐齐,但内容确实有些粗糙——可行性论证部分套话太多,经济效益分析缺乏量化数据,有些关键的技术参数甚至前后矛盾。

“您是想让我帮忙看看材料?”陆浩明问。

“不止是看。”钱大进往前探了探身子,目光变得认真起来,“你在省发改委跑项目有一套,评审会上的套路你也熟。上次你们平川能拿回来一个亿,说明你的方法管用。这次临江的项目,我想请你帮忙把把关——材料该怎么改、重点该突出什么、评审会上该怎么汇报,你给指点指点。就当是帮老同事一个忙。”

话说得很客气,姿态也放得很低。但陆浩明注意到钱大进用的是“帮忙”而不是“请教”。这两个词在官场上是有微妙区别的——“请教”是平等的,有来有往;“帮忙”则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好像对方天然有义务帮你。而且钱大进说的是“老同事”——这三个字把两个人的关系重新定义了,不是县长对发改局长,而是“老同事”之间的互相帮衬。这样一来,如果陆浩明拒绝,那就是不给“老同事”面子。

“这个没问题。”陆浩明把文件放回桌上,“回头我让项目科的人对照省里的评审标准,逐项提修改意见。不过有一点我得提前说明——每个县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平川的经验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临江。我只能提供技术层面的建议,具体怎么改,还得临江的同志们自己把握。”

这话听起来是答应了,但陆浩明给自己留了余地——“技术层面的建议”,意味着他只管材料的合规性和专业性,不管其他。他不会帮钱大进去找省里的关系,不会帮他约校友吃饭,不会帮他在评审会上站台。这是他能做到的底线,也是他必须守住的底线。

钱大进点了点头,对这个回答似乎还算满意。然后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比刚才更加随意,像是忽然想起来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第二件事。滨河路那个项目,你应该还记得。”

陆浩明的手指在茶杯边缘停了一下。滨河路,这个项目他当然记得。那是他刚当上发改局长时跟钱大进第一次正面交锋的战场。城投公司刘国柱报上来四千六百万的预算,被他两次退回,最后核减到三千一百万。那场拉锯战持续了好几个回合,刘国柱改了三次材料,他才最终签了字。为这个项目,钱大进曾经在办公室里把他叫去,当面说过“年轻人要懂得变通”之类的话。

“记得。已经开工了。”陆浩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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