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魏昶君广场讲话。
街上站满了人,从旅馆门口一直排到广场,几里路,人山人海。
魏昶君走得很慢。每走几步,就有人伸出手。
他一个一个地握,握到第三十七个人的时候,那人哭了。是个年轻人,穿着工人的工装,手上全是机油。
“里长我是造船厂的工人,启蒙会说您死了,我不信我等了您三个月。”
魏昶君握着他的手。
“叫什么?”
“周大毛。”
“周大毛,你在造船厂干什么?”
“铆工。”
“累不累?”
“一天十二个时辰。”
“工资呢?”
“够吃。”
“够吃就行,以后会更好。你信不信?”
周大毛抹了一把眼泪。
“信您说的,我都信。”
走到第七十九个人的时候,那人是个老妇人,七八十岁,背驼得厉害,头发全白了。
她手里举着一双布鞋,新的,千层底,针脚密密麻麻的。
“里长,您还记得我吗?”
魏昶君停下来,想了想。
“你是。。。。。。闽南县的?”
“是,我是王小曼的娘。”
魏昶君的心揪了一下。
王小曼,那个在闽南县教农民认字的女学生,后来去了解放州,跟着林墨冲启蒙总府,被打死了。
“里长,小曼临死前说,让我把这双鞋交给您。她说,您走的路长费鞋。”
魏昶君接过那双布鞋,抱在怀里。
他的手在抖,眼眶红了,可他没哭。
“小曼是好孩子,您也是。”
老妇人笑了,眼泪顺着笑容往下流。
“里长,我女儿替您死了,我不怪您。她死得值。”
魏昶君握着她的手,握了很久。
“值,她站着死的,红袍天下,记着她。”
广场上,人更多了。
几万人,站满了每一寸地方。
魏昶君走上台,站在话筒前。
“红袍美地的百姓们,我是魏昶君,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