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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23章 给调解结果加一把锁（第1页）

司法厅的人补充说，目前全省乡镇一级的专职调解员覆盖率不到一半，大多数是村干部兼任，调解完了对方反悔没有制约机制，又得从头再来。

政法委的同志说网格化管理搞得倒是挺早的，网格员配了、手机APP装了、定期巡查记录填了，但网格员发现的问题转了好几道弯没人接单处置，最终又回到信访那条老路上去了。

胡步云听完之后没有急着给方案，他先问了一个问题：“全省乡镇一级专职调解员缺口到底有多大？”

司法厅的人翻了翻随身带的数据本：“专职调解员编制全省只有八百多个，但需求至少需要三千，缺口两千多。”

胡步云又问：“那这两千多缺口需要多少经费？”

司法厅的人大致算了一个数：“按人均年工资加培训经费大概四万左右，一年下来一个亿出点头。”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因为一个亿不是小数目，刚好够一个中等规模的基建项目，但放在调解员身上可能一点浪花都看不到。

程文硕看了胡步云一眼想说话，但胡步云已经先开口了：

“这笔钱我来想办法，不会挤占其他民生项目的预算。你先把调解员的编制和岗位标准定出来，剩下的我来协调财政。”

框架方案定下来的核心思路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是网格化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全面下沉，把网格员从报表填手变成矛盾发现前哨，发现的问题不再转圈圈而是直接对接乡镇调解中心。

第二条腿是乡镇调解中心实体化运营，每个中心配备三名以上的专职调解员，调解员可以由退休法官、检察官、司法所老同志或者有群众威望的基层人员担任，不要求高学历但要求能拍板、能说理、能服人。

两条腿走稳之后，村里的事镇里就能解决，不用再往县里市里推了。

程文硕拿到框架方案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跑了一个星期的基层调研。

他去了长乐市的柳家坝镇，去了圩河市的吴集镇，去了和怀市的东坪镇，还去了南乐市下面一个他自己也叫不上名字的小村子。

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找当地的村干部和老百姓聊天，问他们最烦心的事是什么、有没有找过人调解、调解的结果怎么样。

大部分人的回答大同小异：

找了找了但不管用，调解员说了一句公道话但对方不认账，认了账的过几天又反悔了。

程文硕把这些信息记在了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笔记本扉页上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

“老百姓不是不讲理，是不信有人能让他们讲理。”

调研结束之后程文硕把笔记整理成了一份专门的报告，标题叫《北川基层矛盾调解现状调查》，写得不算长，但每一个案例都有名有姓有具体经过。

报告里有一段话让胡步云看了之后专门批了一个问号在旁边：

某村的土地纠纷涉及三户人家，村里调解了两次，镇里调解了一次，县里下来了工作组协调了一次，前前后后折腾了快两年，最后解决的方式是三家人在村委会门口当面吵了一架，吵完之后各自退了半步才算了事。

程文硕在报告里写了一句感想：“基层调解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最终定论的权威，谁说了都不算，老百姓就只能反复跑反复闹，直到有一方实在耗不下去了才罢休。”

胡步云看了那段话之后把程文硕叫到办公室：

“你这个发现是关键。平安北川升级版的核心就是给基层调解一个说了算的权威。”

程文硕问：“那这个权威从哪里来？总不能每个村配一个法官吧？”

胡步云说：“不需要配法官，配一个让双方都服气的人就够了。这个人可以是退休的老政法干部，可以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甚至可以是由争议双方共同选定的人。

关键是这个人拍板之后双方必须认，不认的就从调解转入仲裁程序，再不行就走司法途径。”

程文硕接了一句：“那就是给调解结果加一把锁。”

加锁的思路最终体现在了方案的细则里面。

细则规定乡镇调解中心出具的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之后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方反悔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同时配套了小额诉讼快速通道，调解不成的纠纷可以直接进入乡镇法庭的简易程序，不需要重新立案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