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是三间石头垒的平房,房顶铺着灰瓦,瓦缝里长着几蓬枯草。陈太忠踩着墙根一摞石头爬上房顶,站在屋脊上往四下看。
满眼都是石头。
山坡上是石头,田埂边是石头,村道上铺的是鹅卵石,一颗挨一颗,挤得连根草都插不进去。石头缝里结着一层白霜,早上的太阳照上去,亮晶晶的,看着像撒了一层盐。东边那条白凤溪,地图上画得挺粗一道蓝线,到了跟前,河床里全是白花花的卵石,正当中淌着一线细水,细得他一口气就能吹断。
北风从山口灌过来,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他身上就一件单褂子,风一吹,衣襟哗啦哗啦地往后扯,他吸了一大口冷气,憋在胸口里转了一圈,眉开眼笑。
[好地方。没人烟,没煤烟,石头里还藏着那么一丝丝的地气。神仙才住得了这种地方。]
“好地方啊!”他冲着满山的石头喊了一嗓子,“这真是神仙住的地方!”
院子里扫地的老汉拄着扫帚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他好一会儿,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可不是,”老汉嘟囔,“人是住不下去了,也就剩神仙了。”
陈太忠从房顶上跳下来,落地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老汉手里的扫帚停了,看看他脚底下,又看看他身上那件单褂子,咂了咂嘴,嘴里嘀咕了一句“城里娃,火力真壮”,低头接着扫。
井台那边,两个媳妇挑着水桶往回走,扁担压得吱扭吱扭响,桶里的水晃出来,溅在鹅卵石上,眨眼就冻成了一层薄冰。两人裹着厚棉袄,头上包着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走到村委会门口,一齐扭头看他。
“啧啧,”一个说,“你看那城里娃,就穿一件褂子。”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另一个说,“等他冻出毛病来,就知道东临水的风是啥滋味了。”
陈太忠冲她们笑了笑。两个媳妇赶紧扭回头,脚底下加快了,扁担吱扭得更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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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东头的王老太坐在门槛上剥玉米,他蹲在旁边帮着剥,一边剥一边问她家那几只芦花鸡一天下几个蛋。王老太说一只鸡一天顶多一个,冬天冷,有时候两天一个。他很认真地追问,为什么不能一天两个,是不是喂的东西不对。王老太看着他,剥玉米的手停了半天。
“陈村长,”她说,“鸡又不是机器,你当是村口那台打米机啊?”
[凡人的鸡,下蛋都这么吝啬。]
他点点头,记下了。这算是情商课的一部分,跟人聊家常,聊到对方愿意跟你多说两句,就算修成了一点。
王老太果然愿意多说两句。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村长李凡丁,说他家盖了二层小楼,说他儿子在乡里开了个台球室,说谁家去年少交了一回提留,猪圈当天晚上就让人推了。
“陈村长,这话你可别往外说,”王老太压低了嗓子,往四下看了看,“李凡丁那人,惹不起。”
“哦,”陈太忠剥着玉米,“我不说。”
他是真没打算说。一个凡间村长,在他眼里跟洞府门口的蚂蚁窝差不多,蚂蚁窝里谁是蚁王,跟他有什么相干。
村委会那间办公室里,靠墙一张条桌上摆着一台黑白电视,十四寸的,屏幕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后头的天线断了一根。他来的头一天就拧过开关,屏幕上只有雪花点子,沙沙响。
傍晚,他正对着那台电视琢磨,院门被人推开了。
李凡丁背着手走进来,五大三粗,裹着一件军大衣,大衣领子上的毛油得打绺,嘴里叼着一根烟,烟灰长长一截,也不弹。
“陈村长,晚上别做饭了,”他说,嗓门粗得震耳朵,“镇上有老板请吃饭,张乡长也去,你跟我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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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馆在乡政府斜对面,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写着“红旗饭店”,红漆掉了一半。包间里生着一只煤炉子,炉膛烧得通红,炉盖上坐着一把铝壶,壶嘴突突地往外冒白气。玻璃窗上糊了一层水雾,外头什么都看不见。
圆桌上摆得满满当当:一盆土鸡炖蘑菇,一盘腊肉炒蒜苗,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凉拌猪耳朵,两瓶本地的高粱烧,瓶身上的标签贴歪了。桌角压着一条红塔山,烟盒的塑料纸在灯底下反光。
张乡长坐在上首,四十多岁,梳着背头,中山装的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脸却喝得通红。吕老板坐在他右手边,五十上下,矮壮,夹克敞着怀,一双手粗得跟锉刀一样,手指缝里卡着洗不干净的灰,青白色的,是水泥灰。李凡丁和村支书挤在下首,陈太忠坐在最边上,挨着门。
吕老板端着酒杯,说话的时候总拿眼角去瞟张乡长。
“我那个厂,月底就投产,就差一条路,这条道得从东临水过,过的那一截,有二十来亩是地,”他叹口气,“地是好地,我知道,可我也没办法,山里就这么一条道能走车。”
“占地证呢?”村支书问了一句。
吕老板没接话,拿眼睛看张乡长。
“那个手续嘛,乡里正在给他跑,”张乡长夹了一块腊肉,嚼得很慢,“企业要发展,地方要致富,大家都要互相支持嘛。老李,村民的工作,你得多操心。”
吕老板顺手把桌角那条红塔山推到李凡丁面前,烟底下压着一个信封,信封口露出一截五十块钱的票子。
“这五百块,是给村里的辛苦费,李村长别嫌少。”
李凡丁喝得脖子都粗了,眼睛看都没往那烟上看,嘴里说着“这是干啥,这是干啥”,手已经把烟和信封一起拢到了自己大腿上。
“吕老板是张乡长的朋友,那就是我李凡丁的朋友,”他拍着胸口,拍得砰砰响,“村里的事,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