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第一节课是三年级的英语。
九月走进教室的时候,孩子们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来了,齐刷刷地喊着“老师好”。声音不算特别整齐,但每个人都张开了嘴,把声音送到走廊里。她点了点头,让他们坐下,把课本翻到今天要讲的那一页。
她发现给三年级上课比给五年级上课轻松得多。五年级的孩子们已经到了知道什么是“尴尬”的年纪,回答问题之前会先在心里掂量一下,怕答错了被同学笑,也怕显得太积极被当成“老师的跟屁虫”。三年级的孩子还没这个包袱,他们只是在跟着老师走。九月说“跟我读”,他们就跟着读;九月说“自己在心里默读”,他们就低下头去,嘴唇跟着无声地动;九月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单词,让他们自己试着拼,他们就拿起铅笔,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地写,写错了就举手喊“老师这个怎么拼”。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趴在桌上发呆,更没有人故意弄出点什么动静来吸引别人的注意。他们很认真,甚至有点认真得过了头,有几个孩子把铅笔咬在嘴里,眉头皱得紧紧的,像在解决什么天大的难题。
九月走到过道里,弯腰看了看几个孩子的书写。有个小男孩的字母“a”写得像“o”,她用手指点了一下,他就赶紧拿橡皮擦掉,重新写了一个。九月在旁边站了片刻,看着那支铅笔笨拙地在纸上移动,等那个歪歪扭扭的“a”写完了,她点了点头。那孩子就抬起脸来冲她笑了一下,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九月在那排课桌边又站了一会儿,然后直起腰,继续往前走。整节课下来,她没有提高过嗓门,也没有停下来维持纪律。她只需要把声音稳稳地铺在教室里,那些孩子就会接住,然后跟着往前走。下课时,有个女孩举起手来,问她明天的英语课上什么。九月想了想,说“学新单词”。女孩点了点头,把课本合上,塞进那个已经有些掉色的书包里。九月站在讲台边,看着他们一个个背着书包往外走,忽然觉得,给三年级上课,就像在一片平静的水面上划船,桨轻轻一拨,水就顺着方向流动了。
然而,轻松只维持了一个上午。
周一原本是不用检查早自习的,因为按照惯例,放完假回来的第一天,早操和早自习都会相应顺延。九月也是这么想的。她今天早上没有定闹钟,起得比平时晚了一些,慢悠悠地洗漱完,又给自己泡了一碗麦片。她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雪还在下,心想今天既然不用检查,那就当给自己放半个早上的假。但等她慢悠悠走到办公室的时候,却发现气氛不太对。
“九月老师,今天轮到你值周了。”有老师看到她,顺口提醒了一句。
九月愣了一下。她看了看墙上的值周表——那一栏确实写着自己的名字。她本应该在早上六点多就起来去检查早自习的,哪怕今天不用跑早操,早自习的巡查也是值周老师的职责。但她完全忘了,也许是因为刚放完假,整个人还松弛着;也许是因为她潜意识里觉得放完假的第一天不会有人查。总之,她没去。而更糟的是,她本来准备去的,但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到了该去的时候又改变了主意,最后哪儿都没去。
后来她才知道,因为今天早上放跑早操,但早自习照常进行,她没去检查,就被巡课的老师记了一笔。而那位巡课的老师又恰好是负责这片区域的,看到九月的名字挂在值周表上,人却没出现在走廊里,自然也提醒了办公室的负责人。所以当她听到“被老师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手里的麦片碗差点没端稳。她站在那里,脸上发烫。不是心虚,而是那种“明知道自己有错但又觉得委屈”的复杂滋味。她确实忘了,她承认,但她也觉得,自己这段时间太累了,刚放完假,脑子里的弦还来不及绷紧,就被人拿小锤子敲了一下。那一下不重,但疼得刚好让她清醒。九月把碗放下,深吸了一口气,对自己说算了,下次注意吧。然后她拿起值周记录本,重新走出了办公室。
快放假了。孩子们已经开始兴奋了。
“老师,放假我要去挖虫草!”课间的时候,一个男孩跑到九月面前,仰着脸说。
九月愣了一下:“挖虫草?”
“对啊!挖虫草能挣钱!”男孩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已经看到了漫山遍野的虫草在等他。
九月知道,在这一带,挖虫草是每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孩子们会跟着家里人上山,趴在草地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些露头的小苗。一整个春天加初夏,有些家庭靠这一季的收入,能顶大半年的开销。所以对孩子们来说,放假不仅意味着不上课,更意味着和父母一起上山去,做一件“大人做的事”。他们兴奋,是因为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帮上忙了,可以在帐篷里过夜,可以在山坡上跑,可以在返回时兜里揣着几根属于自己的虫草。
九月看着那些在操场上跑跳着、议论着挖虫草的孩子,心里有些说不清的味道。她为他们高兴,因为这确实是一件重要而快乐的事。但她也有些舍不得,因为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两个月,她将看不到这些跑来跑去的小身影,听不到走廊里的脚步声和喊叫声。她站在走廊边,看着雪后的操场,那些孩子正踩着薄薄的一层雪,在旗杆底下追着跑。雪还在下,不大,但一直没有停,落在他们的肩上和头发上,很快就化了。
下午从一点开始,要排练节目。
学校要办一场文艺汇演,每个年级、每个班都要出节目。九月班上排的是一支藏族舞蹈。排练安排在了下午,教学楼一层的活动室里。孩子们从四面八方跑过来,在活动室门口蹭掉鞋底的泥雪,挤进门里。九月也去了,她站在角落里看着。
排练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天公不作美,雪下得又密又急,活动室里没有暖气,虽然门窗关着,但那种冷还是从墙缝和地面的缝隙里渗进来。跳了一会儿,有人开始搓手,有人把外套拉链拉到了下巴,有人跳几下就跺跺脚。窗外的光线也在变,一会儿暗,一会儿亮,雪停了又下,下了又停,太阳从云缝里露一下脸就又缩回去了。光线晃得人眼睛发花,动作也容易错。排练到一半的时候,有人跳错了拍子,旁边的人被带歪了,整个队形乱了一拍,负责排练的老师喊了一声停,大家就停下来重新排。
舞蹈的动作很重复。抬手、转身、跨步、收手,一遍又一遍,像一台被按了循环播放的机器。九月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跳了一遍又一遍,忽然觉得有些疲倦。那种疲倦不是来自身体,而是来自重复本身。她开始走神。她的目光越过那些跳舞的孩子们,落在窗外那片被雪覆盖的操场上,落在那棵被风压弯的杨树树梢上。她想起自己来麦秀小学之前,曾想象过自己会怎样度过在这儿的最后一个月。她想过很多种可能,但从没想过会是这样的——一个人站在排练室的角落里,看着一群孩子跳舞,自己插不上手,也听不懂他们唱的歌。
是的,听不懂。
排练室里放着一首歌,是一首藏语歌。旋律悠扬而高亢,能听出里面有种高原特有的辽阔和粗犷。孩子们的嘴唇跟着歌词在动,他们的声音汇在一起,虽然不够整齐,但能听出来那首歌在他们心里是有形状的。他们知道哪一句该提高,哪一句该收住,哪一句要用什么样的感情去唱。但九月不知道。那首歌对她来说只是一串音节,是从音箱里飘出来的、连绵不断的、不属于她的声音。她站在角落里,听着那些清亮的童声唱着她完全听不懂的歌词,忽然觉得自己被隔在了一道无形的墙外面。墙那边是歌声、是舞蹈、是孩子们共同拥有的世界;墙这边只有她自己,和沉默。
她想起了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在这片土地上,语言有时候是一道看不见的门槛。她可以教英语,可以教汉语,可以和孩子们用普通话交流,但当那些孩子用母语唱歌、说话、笑闹的时候,她就变成了一个旁观者。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看不懂他们笑什么。那种“局外人”的感觉在平时很淡,只是在水面上偶尔浮起来的一个小气泡。但今天,在这个排练室里,在那些反复响起却与她无关的歌词里,那个气泡忽然胀大了,变成了一层厚实的膜,把她和这个空间隔开了。
她试着把注意力从歌声里移开,回到舞蹈动作上。她试图去数拍子,试图去分辨哪个孩子跳得更好、哪个孩子还不太熟悉。但没多大用处。那些歌词还是飘在她耳朵里,像一群听不懂的鸟叫。她站在那里,两只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手指在口袋里轻轻搓着。她看着那些孩子随着旋律摆动,看着他们的藏袍在旋转时扬起来,看着他们的影子在墙面上忽高忽低。她忽然觉得,这个排练室里的一切,都和她隔着一层什么。
也许因为我不是藏族吧。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她没有立刻把它按下去。她让它在那里停了一会儿。不是抱怨,不是委屈,只是陈述。她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文化,不属于这首歌,不属于那些孩子们在歌声里共享的记忆。她只是一个临时来到这里的人,一个过客,一个最终要离开的人。她可以被孩子们喜欢,可以被同事们照顾,可以在这里度过无数个平淡的日子,但她不可能变成他们。有些东西是骨子里的,是这片高原的水和风养出来的,不是靠努力就能拥有的。
她站在角落里,手指在口袋里搓了很久。
等排练结束的时候,九月跟着人群走出了活动室。外面的雪已经停了,天边露出了一线浅浅的亮光。孩子们散了,各自回教室或者回宿舍。九月走在走廊里,听见有人说“明天还要排”,还有人抱怨说明天的动作更难。她跟着人流,走回办公室,在椅子上坐下来。她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然后从抽屉里翻出日记本,慢慢地翻开。
她在日记本上写道:“下午排练,天不好。又下雪又冷。舞蹈动作重复,总是那几下,我在旁边站了一个多小时,感觉一点也不好玩。那首歌我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也许因为我不是藏族的原因吧。听得多了,也就那样。算了,提前知道就好。下次节目开始表演了,大概也没多大兴趣了。”
写完之后她合上本子,把笔放进笔筒里。她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天光慢慢地暗下去。操场上已经没有人了,雪积了厚厚的一层,把整个校园裹得白茫茫的。那些在排练室里响过的歌词、那些跳动过又停下来的节拍,都在这一刻被安静覆盖了。她闭上眼睛,感觉到困意像一片落下来的雪,轻轻地落在她的眼皮上。她站起来,关了灯,走到床边,拉开被子躺了下去。今天很累,脑子里有很多细碎的想法在转,但她没有力气再去理清它们。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风声,慢慢沉入了一场没有梦的、很深很深的睡眠。